刘新中，祖籍河南郑州，1954年1月3日生于陕西铜川；毕业于西北大学作家班；陕西省艺术馆研究馆员。曾任铜川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铜川文艺常务副主编、陕西省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办公室主任、西安市诗书画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迄今已在《诗刊》《星星》《光明日报》《散文》《文学家》《中国诗学通讯》等海内外报刊发表诗作1000余首，小说、散文、评论、报告文学五百余篇。出版各类著作十四部。作品被收入《陕西诗人四十家》《世界华人诗萃——悉尼世界诗人大会作品专号》《陕西二十二诗人作品展》等二十余种选本(刊)。先后获文化部、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等颁发的二十余项创作奖励。2000年获陕西省第二届“德艺双馨”优秀文艺工作者称号；2001年铜川作家协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特授“铜川文学特别贡献奖”。
其他
铜川文学往事／刘新中
1988年联合《长安》杂志举办《铜川杯》新诗大奖赛，评奖期间，北上延安，评委与文友延河桥头合影。左起《长安》朱文杰，《铜川文艺》刘新中，散文家杨葆鸣，上海老诗人黎焕颐及夫人，《铜川日报》张锦国，《延安日报》高建群，诗人梅绍静。
1990年铜川市文联成立，《铜川文艺》移交文联，这是编辑部全体人员合影，左五为主编陆炳寰，左六、七为副主编姚晓舟、刘新中
和《铜川铝厂报》等企业报刊搞联合文学评奖。左起分别为作家马腾驰，铜川团市委干部，铜川铝厂领导，《铜川文艺》刘新中、作家王云峰，和谷，铜川团市委书记高中印，作家朱文杰、李祥云。
1991年铜川文学创作研讨会期间，参观耀县水泥厂。前排左起商子雍、李星、田奇、耀县水泥厂书记、路遥、和谷、朱文杰。后排左起钟平、刘新中、黄卫平、苏盛柱、郑文华、芦苇。
1994年，铜川重兴公园，《铜川文艺》会同铜川市作家协会召开文学作品恳谈会，邀请著名作家陈忠实参加。
1995年至2000年，呈开放姿态，联合《延安文学》《秦岭文学》《塞上柳》《秦都》《华山文学》等，连续组织陕西省地市文艺期刊联谊活动，1997年，铜川会议合影，延安曹谷溪、阎安、霍爱英，咸阳李春光、沙石，宝鸡李风杰、白立，渭南王三毛、梁长安等皆在其中。
2000年，陕西省文学创作（铜川）会议期间，左起徐烨、段新民、钟平、吴川淮、王世雄、雷涛、高中印、刘遵义、和谷、黄卫平、刘新中等。
会同陕西省作家协会参观铜川作家协会及铜川文艺创作基地下石节煤矿，左起吴川淮、王冰峰、刘新中、作协司机、王维亚、徐烨、赵熙、闻频、晓蕾、作协创联部工作人员、王世雄。
铜川文事之一
陈忠实的一堂文学大课
这一堂课，不是在教室里，也不是在讲坛上。
1994年，铜川城市建设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沮河引水工程完工。众多作家用笔从不同的角度完成了一部报告文学，书完稿了，需要一个有分量的序言，以匹配这个有分量的工程。彼时，陈忠实先生的扛鼎力作《白鹿原》横空出世不久，又刚刚在陕西省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主席。属于陕西省文学界最有分量之人，大家一致觉得，应该邀请陈忠实先生来写。
在此之前，1991年，铜川召开文学作品讨论会，路遥、李若冰、商子雍、李星、和谷、田奇、李沙铃、王世雄、朱文杰等尽数到会，本来，邀请名单上有陈忠实，但那几天，他有事无法出席。这次，陈忠实先生答应了，不仅要写序言，还同意出任这本书的名誉主编，用他的话说，不能对不住铜川人的热情。
不久，陈忠实来到了铜川。
1994年的铜川之行，陈忠实先生用自己的言行，结结实实的为铜川的作家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文学大课。
沮河引水工程，有现成的资料，报告文学也是现成的，如果图省事，陈忠实先生完全可以信笔涂抹，相信，凭先生的文学素养，一定会是一篇很不错的序言。但是，陈忠实先生却未轻易动手，他来了，不仅沿着沮河引水的路线，认认真真走了一遭，实地感受了一番；还到了铜川的陈炉，在瓷片铺就的小径里徜徉，看瓷镇的窑烟在落日里摇曳；在耀州窑遗址保护厅，凝神聆听讲解员的介绍，用手抚摸早已冷却的窑炉上的残砖；他还到了耀县塬上，看渭北旱塬上的水窖和涝池，和百里之外他的家乡白鹿原上的农民生存方式做一番比较。
不是旅游观光，下笔之前，陈忠实先生需要了解铜川的文化，需要了解一河清水对于这座城市的意义。一个大作家，对应一篇小序言，他倾注的是对文学的尊重，对生活的尊重。
文坛陋习，沿袭已久，当时，许多人的序言，就是凭借一点介绍材料完成的。更有出格者，别人写好，自己署名就行了。
风尘仆仆中，有一个重头戏，陈忠实先生专门抽了一个上午，和铜川的作家见了一个面，当时，我们把地点选择在了铜川北关的重兴公园。重兴公园在铜川重兴寺的旧址上修建，紧邻著名的姜女祠。绿树丛中，浓浓的文化氛围里，围绕着先生的《白鹿原》以及文学种种，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就一些问题，请教了先生。
陈忠实先生开言，首先，他喜欢这种沙龙式的文学漫谈，不拘束，可以畅所欲言。那一天，讨论的话题都很大，但陈忠实先生化繁为简，化重为轻，准确而精炼回答了许多问题。《白鹿原》当时还未获茅盾文学奖，文坛上还有争论，陈忠实先生以为，这种争论是有益的，作品的孰是孰非，要让时间证明；争论可以促进人们对文学的思考；对于他著名的那句话“文学依然神圣”，他认为所谓神圣，即作家对于文学，必须倾注全部精神，文学就是一种沟通，沟通古今，沟通中外；你的作品，能够和读者沟通，给予人们以启迪，做到这点，你的作品就完成了使命，对作家本人来讲就是一种神圣。对于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他认为文学肯定离不开政治，谁也不能生活在没有政治色彩的环境中。文学是人学，那么，反映人生的文学，也必然带有政治色彩。既就有浓厚乌托邦意味的《桃花源记》，也是一种政治，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战乱世态的不满，对一种生存理想的追求。
没有说教，没有居高临下，就是普普通通的交流，但点点滴滴，确已渗入大家的心头。
机会难得，那天，阳光从窗外的树丛中射过来，斑斑驳驳，陈忠实先生摸出雪茄烟，我主持会，就坐在他旁边，他向我让烟，我摆摆手，不会，陈忠实先生笑笑，还调侃了一句：搞文学的还有不抽烟的。
若干年后，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在西安壅村饭店举行“山花奖”评奖，我和陕西省艺术馆的民间文化专家陈山桥都是评委，会议结束那天，我和陈山桥回单位，刚走到作家协会门口，适逢陈忠实先生从里面出来。陈山桥灞桥人，哥哥和陈忠实是中学同学，十分熟悉，一见面我们就聊了起来。说了一会话，陈忠实先生摸出烟来，刚要让，猛然想起往事，笑了起来：还是不抽烟。
掏烟的一瞬，我突然发现，先生身上穿的那件黑呢子大衣。还是十几年前的那件，不由心里一动。
和铜川作家沙龙式的漫谈计划一上午，12时结束。结果，说到一点多。本来，在饭馆定了一个包间，由于我们按点未到，饭馆出让给了别人，待我们赶去时，大厅的散座也没有了。无奈，我们只好另寻饭馆，在大街上走着时，看我们不高兴，有愧疚的意思，陈忠实先生一再劝慰我们：没事，没事，咱就是普通人嘛。
另寻的一家饭馆条件差，也没有包间，我们觉得有点对不住陈忠实先生，先生却很高兴，一片乱哄哄中，他连连说：这就好，热闹，咱就是吃个饭嘛。
没有架子，那一种坦然，诚挚、朴实，绝不是装出来的。
所幸，我们那天准备的是先生爱喝的“西凤酒”，先生开怀畅饮。那时，先生52岁，正是年富力强、精神矍铄之年。酒桌上，先生又一次重复旧话：铜川人实在、厚道。
这句话源于1980年，那一年，陈忠实先生应邀到铜川讲课，铜川是煤矿城市，人员来自五湖四海，他接触了些作者，感觉到铜川人性格既有工业文化的豪爽大气，又有传统农业文化的认真勤快，不虚不妄，朴素实在，由衷而发。特别是临别之际，送行的朱文杰怕他路上饿了渴了，专门为他买了一包麻饼，一瓶“格瓦斯”饮料，硬塞到车上去。
这一次，他在铜川接触的人更多，他认为，铜川人的扎实厚道体现在很团结，创作不搞花架子，忠实生活，一是一，二是二；不像有些地方，整天闹矛盾，人人都是鲁迅、巴金，谁也不服谁。像不久前召开的陕西省作家协会代表大会，许多人跑来跑去找关系，寻情钻眼，当代表，当理事，相互攻击。铜川人没有这毛病。
最后，先生总结：做人嘛，就应当这样。作文者先做人，这道理永远不过时。
表扬铜川，其实，先生身上体现出来的一些闪光的东西，何尝不是这样。
1994年陈忠实的铜川之行距今已经二十多年了，先生也已经去世两年，但如何作文，如何做人，那一堂生动的文学大课，依旧在心。
1990年铜川市文联成立，《铜川文艺》移交文联，这是编辑部全体人员合影，左五为主编陆炳寰，左六、七为副主编姚晓舟、刘新中。
铜川文事之二
铜川文学三老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铜川有三位业余作者，因为年龄都在六七十岁，我称他们为文学三老。
他们三个人，一个叫王任，一个叫彭子龙，一个叫王义明。就其文学成就来说，他们不算很大，所以，也谈不上影响。不说现在，就在当时，铜川的很多作者，对他们也不一定很熟悉。几十年过去，时间已经带走了许多岁月的印痕，如今说起他们的名字，许多年轻的文学作者更是一头茫然了。
王任原来当过铜川市的科委主任，老干部，八十年代初就退出了领导岗位。1991年，他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河东镇》，主要写1983年干部制度改革中一批知识分子走上领导干部岗位的事情。干部调整，有上就有退，就有人的活动，就有矛盾，就有故事种种，王任是这个时期的经历人，有感触，小说有他的生活体验和思考。小说写出来了，却无法面世，出版社既考虑社会效益，更考虑经济效益，老先生的呕心沥血之作，在几个出版社碰了壁。老先生愿意出些钱，采用当时通行的协作出书方式，无奈出版社要价太高，老先生的经济能力难以承受。后来，我知道了这事，托人想办法把这本书纳入到陕西旅游出版社的一套丛书中，算是圆了老先生一个梦。后来，铜川作家协会、铜川文艺编辑部还为老先生开了一个作品研讨会，在当时，还制造了一个小小的轰动。我因此还给他写了一首小诗：王任《河东镇出版》“春风扫雪日常家，古树悄然绽紫花，报告河东温似玉，竹笛圆号也出发。”
彭子龙在陕西煤炭基建公司五处工作，因为喜欢舞文弄墨，1957年当了右派。老先生命运多舛，一个女儿1964年下了乡，受他的影响，一直在农村出不来，年龄大了也不敢结婚。1974年，百般无奈，老先生给当时的市委书记张铁民写了一封信，张铁民做了批示，老先生的女儿才算招了出来。招工后不久，由于长期心力交瘁，老先生的女儿因病去世了。八十年代后，老先生的右派平了反，方才舒展腰身，陆陆续续写了一些东西。只可惜，他最好的岁月和才华，都已被消磨殆尽。
王义明是检察院的干部，退休后干了一些法律帮助方面的事情。老先生写诗，写小说，最大的一个作品是十几万字的传奇故事。这个作品杂志上发表太长，出书得一笔钱，老先生踌躇许久，只能暂时放下。老先生后来还写了一个具有文史价值的文章《向张治中呈状》，说的是1942年国民政府要人张治中在铜川处理地方和同官煤矿纠纷的故事。《铜川文艺》发表后，引来了一些反响。
三位老先生身上表现出来的共同特点是对文学的执着精神和虔诚态度。王任写《河东镇》的时候，已经六十多岁了，一个字一个字爬格子，几十万字，写了改，改了写，一直写到七十多岁。后来出书时，要自己校对，那时是铅字排版，稍不慎字迹就模糊一片，老先生黎明即起，黄昏方止，一坐就是一整天；彭子龙每一篇稿子都是亲自送来，稿子写得整整齐齐，送来后还要介绍他写这篇稿子的初衷和想法。他家居黄堡，来回挤公交车，每一次都要耗去多半天时间；王义明的腿脚不好，当时的《铜川文艺》在群众艺术馆五楼，老先生一阶楼梯一阶楼梯往上走，中间总要歇上一两回。有时，为一个字或一句话，他下了楼后，又气喘吁吁地再爬上来。
鲁迅先生曾有一段话：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先生在这里说了一个历史发展人在其中的大道理。其实，任何事业的进取，任何工作的开展，都需要各种各样人的努力，都需要一种精神，文学亦然。可以平常心待它，但绝可以轻慢或者亵渎。这条路上，有些人可以走得很远，有些人可能终生只在原地踏步。气象万千的文学森林中，有些人是参天大树，有些人是灌木丛，有些人可能就是地下的绿草或者苔藓，但只要努力了，为这座森林的郁郁葱葱散发了自己应有的光热，就是贡献者，就值得尊重。三位老先生就是鲁迅笔下埋头苦干的人，铜川文学的森林里，他们或是灌木丛，或是青草苔癣，但无论如何，繁荣和昌盛里面，有他们的一份。
写这篇文章时，正是重阳节，回忆老先生们，我浸沉在年轻里。中午，收到微信：重阳节好。窗外的天气阴蒙蒙的，我猛然一愣神，脑海里重又浮动起三位老先生的影像。上个世纪末，王任老先生已经去世；后来，我离开铜川，和彭子龙、王义明老先生也失去了联系。如果他们活着，今天，恐怕也都九十多岁了。不管他们身处何方，天国抑或人间，我都应该把朋友们的问候，转送给老先生们：重阳节好。
铜川文事之三：
《活动月报》及其它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的新时期，由此产生了“新时期”这个概念。人们一般把这以后的文学创作称为新时期文学。
新时期文学伊始，人们的创作热情普遍高涨，写出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但随之而来的矛盾却是发表园地的不足，铜川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铜川那时的业余作者有多少，没人做过详尽的统计，能说明问题的是请彼时刚在文坛崭露头角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一行讲课，在铜川剧院的前身红星剧院，容纳五六百人的剧场坐的满登登的，走道上都站的有人，还有人进不去，在外面听。由此估计，千把人的创作队伍是有的。
《铜川文艺》是铜川当时唯一的一份文学刊物，季刊，每一期能发七八万字，一年满打满算也不过三十多万字。以一个人一年发一千字算，轮一圈也得好几年；更何况每个人创作水准不一，刊物不是福利，不可能排坐坐，吃果果。铜川以外当然有许多刊物，大门敞开，但这时的铜川创作队伍刚刚起步，水平普遍不高，在外面发表几无可能。1979年，陕西本土最高权威的文学刊物《延河》，铜川作者的上稿率为零。实际情况是铜川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僧多粥少，许多大编辑部的来稿每天以麻袋计。小小的《铜川文艺》，虽名不经传，但也天南海北，稿件多多，1980年，还收到过著名的朦胧派诗人顾城的来稿。
《活动月报》由此登上铜川的文艺舞台。
《活动月报》原来是铜川市工人文化宫办的一份小报，类似油印传单，很简陋，不定期，刊登些电影信息、新书介绍、文艺活动安排等等。这时，适应群众文学创作的需要，改成了铅印，四开四版，以刊登文学作品为主，一月一期。
主张改版的叫罗永祥，曾在铜川市委宣传部、铜川歌舞剧团工作过，有一定理论水平，文学素养较高，这时，担任工人文化宫的主任。为办好这份小报，罗永祥调来了焦坪煤矿的文艺骨干黄须进。黄须进干事认真，有热情，字写得好，有创作实践和鉴赏能力。于是《活动月报》就热热闹闹的办起来了。
应当说，《活动月报》的创办，对于铜川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它最大的特点是“新”“快”，虽然容量不大，但一月一期，对于渴望发表园地的业余作者来讲，无疑是阴雨连绵间隙温暖的太阳。既就自己发表不了，但经常性的看到熟人朋友的作品，也是一种激励。为促进创作，《活动月报》还搞过一些诗歌专号、评论专号等；另外，坚持每年搞一次评奖，给五元或十元奖金，发一张奖状。我至今还保留了一张《活动月报》1981年颁给我的奖状。
《活动月报》1980年创办，1983停办，在铜川的文学舞台上活跃了大约四年左右。
彼时，创办于1959年的《铜川日报》还未复刊，《铜川矿工报》基本不涉及文学，《活动月报》和《铜川文艺》，被铜川的业余作者称为“一报一刊”。
《活动月报》的创办，除了缓解铜川业余作者发表园地紧张的状况，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启迪了人们的思路，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树立了一个标杆，创造了一种模式。这时，有条件的企业单位纷纷办起了自己的报纸。那时办报，没有刊号这方面的要求，只要单位同意给拿钱就行了。一期印刷费也不过一二百元。能记起名字的有焦坪煤矿的《活动月报》，东坡煤矿的《晨曦》，王石凹煤矿的《扶桑》，桃园煤矿的《桃园矿工》、耀县水泥厂的《水泥报》等等。另外，记不起名字的还有鸭口煤矿、陈家山煤矿、省运司等单位办的小报。几年后，又有了铜川铝厂的《铜川铝厂报》，郊区文化馆的《济阳文艺》等。
一张小报就是一棵绿树，必定聚拢起许多鸟儿栖息。
当时，每一张小报周围，都有一个作者群，大家定期讨论作品，交流心得，相互鼓励，共同促进。这种状况的直接效应是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铜川创作队伍的梯次，极大的改善了铜川的文学生态环境；像焦坪矿的《活动月报》，东坡矿的《晨曦》，坚持了数年之久，有自己的编辑室和编辑人员。东坡矿的《晨曦》还和矿上的广播站联合设立文学节目，有些好稿子《晨曦》报发过后，再推荐到文学节目上播出。播出时，常常是中午开饭时节，人人端着碗，评头论足，如果恰巧作者在跟前，还有祝贺声、咨询声，十分热闹。当然，囿于种种原因，也有的小报只出了一两期就寿终正寝的。
此间，还有些小花絮。
某矿小报抽调了一位作者担任编辑。久了，这位作者觉得自己不工人不干部，就找矿上领导要待遇名分。领导说内部小报没有参照标准，作者说按省报（陕西日报）即可。领导说内部小报怎能和省报比，作者说小报虽小，但办得比省报好。领导无言以对，最后只能叹口气说，咱不办算了。
还有一张小报，学《人民日报》《陕西日报》等大报，每期头版都登些矿上重大消息或新闻。一次，矿上超产完成任务，举行庆功会，上了酒。于是，这位作者编辑笔下的稿子就出现了矿领导“频频举杯”的字样。报纸被上一级领导看到了，矿上自然受到了批评。当时，端正党风，不准大吃大喝，矿上其实是打了擦边球。矿上领导一生气，这份小报就被叫停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陕西的文学刊物，除了省作家协会办的《延河》，还有西安市文联办的《长安》，当时，不知哪一个地市的文学刊物提出一个口号：围绕《长安》，流向《延河》，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铜川以市工人文化宫的《活动月报》及各企业单位的小报，行动上就是践行了这个号召，一批作者和源源不断的作品如涓涓流水，汇入了《铜川文艺》，然后流向了铜川以外更广阔的领域。即就是上述花絮，也是这条流水里的浪花，显现出的是生活的生动和多姿。
1986年代表《铜川文艺》参加陕西省委宣传部组织召开的全省文艺报刊工作座谈会。会议期间，组织采风，和宝鸡《西秦文学》编辑、作家李昶怡、常智奇合影。
铜川文事之四：
胡采、杜鹏程、李若冰的铜川驻足
胡采、杜鹏程、李若冰都是陕西省文学界老一代有影响的人物，在我的印象中，他们三个人共同驻足铜川，只有这么一次。或者说，胡采、杜鹏程来铜川，也只有这么一次，李若冰倒是以后被请铜川，参加过若干次文学活动。
那是1982年，铜川市举办编剧读书提高班，胡采、杜鹏程、李若冰公务延安，返回时路过铜川，应邀为这个读书班讲了一堂课，并现场为大家解答了文学创作中的若干问题。
在此之前，铜川已有《煤海春潮》《药王还朝》《刘糊涂断案》一批剧本，势头很好，但也存在整个队伍创作后劲不足、文化储备不够等问题；最重要的出现了一些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的现象。这牵涉到生活态度、世界观、理想信念等人生大课题。
最典型的是某个作者，写过一两个小剧本，但整体水准偏差，投稿后被告知问题太多，需推倒重来。这位作者急于成名，于是，突发奇想，一日突然给市上写信说他担任编剧的电影《蓝色档案》在全国上映，影响很大云云。
《蓝色档案》是一部非常经典的反特故事片。上海电影制片厂1980年摄制。影片讲述的是党的地下工作者沈亚寄潜入敌人心脏，围绕着“蓝色档案”与潜伏特务展开了殊死斗争的故事。
电影编剧一共三人，其中一人名字恰恰和这位作者同名。电影当年在全国很轰动，人人皆知。能担任这部电影的编剧，当然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铜川市如果能出这么一位人物，当然也是铜川一件莫大的荣誉。
铜川市很重视，天上掉下个金娃娃。但不久发现这是一个欺世盗名的事件，因为《大众电影》介绍这部电影时，也同时介绍了编剧，铜川这位同名者和真正的编剧风马牛不相及。
编剧提高班上，大家对这个事情议论比较多。
胡采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参加过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专职副主席兼《延河》《小说评论》主编，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文联主席。著有评论集《主题、思想和其他》《从生活到艺术》《新时期文艺论集》《胡采文学评论选》等。
杜鹏程是享誉中外的著名作家，著有长篇小说《保卫延安》、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短篇小说作品有《年青的朋友》《速写集》《杜鹏程小说选》等。杜鹏程的小说多为重大题材，从严峻的斗争与考验中，描写人物精神面貌。《保卫延安》正是他精心创制的一部力作。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是建国五十年来工业题材创作中的优秀之作。
李若冰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西部散文的代表人物、西部文学的拓荒者、“石油文学”奠基人之一。散文集《在勘探的道路上》《柴达木手记》《塔里木书简》等颇有影响。
他们三个人皆从延安走出，人生信仰、创作理念当然久经考验，享有盛名，由他们为大家上一课讲一讲如何做人作文自然再合适不过。
讲课安排在市工人文化宫的阅览室，除了编剧班的学员，还有一些业余作者和文学爱好者参加，有三四十个人。
胡采那一年69岁，杜鹏程61岁，最年轻的李若冰也56岁了，在我们的眼里，除了老革命、老作家这些令人敬仰的头衔和名分，他们还是十足的老人。
但老人不老，一谈起终生热爱并为之奋斗不止的文学艺术，他们的眼睛里立刻泛出年轻的光芒。
胡采着重讲了生活和创作的关系，他说，艺术创作源于生活，反映生活，高于生活，任何时候都是真理。无论是文学还是戏剧创作，抑或其它艺术，现实生活都为其创作提供了源泉，并且是唯一的源泉。任何时代的艺术创作都不可能离开那个时代的生活土壤，文艺创作过程就是社会生活的体验，艺术家必须是从生活实践中获得创作动机和创作灵感；但与此同时，艺术创作又是一种创造，它不仅仅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重复，而是要进行提炼和概括。
杜鹏程着重讲了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他的《保卫延安》是我国第一部大规模描写解放战争、成功塑造彭德怀将军感人形象的长篇小说，曾被誉为“英雄史诗”而轰动中国文坛。然而，由于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受到批判，杜鹏程也遭受株连。沉浮跌宕，几多悲欢。这时的杜鹏程因病一只手一直在颤抖，但他嗓音低沉有力，他一再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认清时代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要满怀着激情和热爱，注视着我们这个辽阔广大的国家，注视着这块用我们的血汗和眼泪浸透过的土地，注视着英勇顽强而多灾多难的人民，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
李若冰讲得不多，在胡采和杜鹏程的基础上，他做了补充和阐释，但一再强调的还是文艺创作必须要忠实于生活，必须从生动感人的生活故事出发。
在最后提问题的阶段，主要有胡采解答，胡采给人的印象是温文尔雅，但接触到具体问题，老人显现了真性情的一面。其中说到极左文艺路线一个具体事例时，老人拍了桌子，让全场为之一震；当一个作者就人情与爱情的问题纠缠不清提出的问题属于悖论时，老人幽默了一把：有这样提问题的吗？引来全场哄堂大笑。
时间已过去近四十年，三位革命文艺老战士皆已作古，但镇定、自信、大气的文化品格永存。当年的驻足铜川，一席课，如何忠于理想、如何忠于生活，至今仍记忆犹新。
1991年，《铜川文艺》会同铜川市作家协会，举办铜川文学作品研讨会，李若冰、路遥、李星、和谷、商子雍、李沙铃、田奇等文学大家以及从铜川走出去的王世雄、朱文杰等悉数到会，对铜川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梳理。
铜川文事之五：
铜川作家协会成立记
铜川市作家协会成立于1990年，但最初的动议，则可追溯到1981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年代，伴随着文学大潮遽起，各大学甚至中学文学社团纷纷成立，如星星之火燎原；许多企业的文学爱好者也有了自己的文学活动小组一类的组织。后来，单位的界墙已经无法容纳大家对文学的无限向往，许多人就跨出了这道界墙。铜川当然也不例外，文学爱好者纷纷相互寻找、切磋，一次会议，一次握手，一次交流就能成为很好的朋友。
我当时在黄堡工作，黄堡是铜川的工业区，大大小小聚集了十几个企业，由于文学，我就结识了好几个企业的文学爱好者。后来，眼界宽了，还结识了铜川矿务局、耀县水泥厂及其它行业的一批文学朋友。当然，大家也都是这样，相互走动，串通，由不认识到认识，由不熟悉到熟悉，进而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
这时候，不约而同，大家萌生了一个想法，能否成立一个全市性的文学组织，一块来干文学这件事儿。说老实话，那时，作家协会一类是不敢想的，全省除了省会西安，各地市似乎没有这方面的先例。作家、作家协会在我们的心目中很高大、很神圣，觉得它像天上的太阳，遥远而不可及。一直到1987年，《铜川文艺》编辑部在西北耐火材料厂办学习班，参加者有已经在文学上小有成绩的黄卫平、豆冷伯等人，我向协办方介绍时，还不敢理直气壮地称他们为作家、诗人。
1981年，在铜川市办的一次什么文学会上，我们几个人商量后，觉得这次是个机会，一是人多，集中，不用另外召集；二是大家热情高，肯定会一呼百应。那时也没有向谁申请或者求得批准这个概念，想得很简单，只觉得就像沙龙一样，有人牵头就行，名字就叫“铜川市文学爱好者协会”。我们把牵头人瞄向了姚小舟。
姚小舟因为写过《唱支山歌给党听》得名。十年“文革”中，他也因为这首歌罹祸。他的家庭亲属中因为有国民党背景，所以，被逼问唱支山歌给哪个党听。
我们觉得姚小舟有威望，有影响，他在会上发言，说要再次焕发创作热情云云，于是，几个人一块找了姚小舟。
姚小舟听了，说这是个大好事，他坚决支持。但他不宜牵头，一是年龄大了，由年轻人来干合适，其实，那一年姚小舟才48岁。二是他家居焦坪，离市区远，干什么不方便。（1984年姚小舟才调入位于红旗街的铜川矿工报社）。
姚小舟拒绝，大家也没办法。我们中间似乎寻找不出特别合适之人，议而不决，莫衷一是。会议一结束，大家既做鸟兽散。后来，搞清除“精神污染”，加之文学队伍出出进进，人员流动太快，这个话题渐渐淡了。
直到1992年，铜川作家协会成立两年后，姚小舟才说了当年不愿意牵头组织文学协会之事。那一回是市文联组织一批作家艺术家赴延安参加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活动，我和姚小舟住一个房子。姚小舟说，“文革”前他和附近的文学爱好者也经常联系，相互交流，焦坪煤矿就在宜君县地界上，他和著名的民间文艺家王世雄就是那时认识的。“文革”中他被批得七荤八素，其中一条罪状就是他们的文学交流活动是搞“反革命小集团”。为此，他存有阴影，一直到八十年代还心有余悸。
1987年，成立文学组织的事又被提上议事日程。这次的积极性来自几个方面。那一年开了一个全市性的文学创作座谈会，时任市委书记的支益民还在会上讲了话。大家在讨论中一致呼吁成立一个全市性的文学组织，市委宣传部还有文化局也都表态说可以。我当时已在群众艺术馆《铜川文艺》编辑部工作，于是，筹备这个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直到这个时候，上上下下也都没敢说成立什么作家协会一类，觉得名字就叫“铜川市文学工作者协会”合适，外地很多都是这么叫的。
于是，我写信向当时在宝鸡市文联工作的商子秦要他们的作家协会章程。商子秦把宝鸡作家协会的章程寄来后，我照葫芦画瓢，草拟了一个铜川市文学工作者协会的章程。那一天，支益民的讲话刚由市委办公室发下来，馆里让各部室学习。我正和几个人在办公室说这个事，馆长检查学习情况，问我们为什么不学习。支益民的讲话初稿是我写的，于是，我开玩笑说，那是我写的稿子，还需要学习？馆长说，领导修改了，提高了，有新精神新高度，你怎么这样不谦虚。我连忙说是开玩笑，我们正做落实的工作，研究成立铜川文学工作者协会的事。
铜川市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的申请和章程报上去以后，却没有了下文。
一等又是三年。
1990年5月，铜川市文联成立后，开始启动铜川市作家协会的成立之事。筹备组由时任铜川市文化局局长的陆炳寰担任组长，我为具体执行人。工作报告、章程一类我很快就弄好了，难在主席、副主席的人选上。当时拟定了两个方案，一个是以几个老同志为主，分别任主席、副主席，举旗掌舵；我任秘书长，黄卫平、钟平任副秘书长，做具体工作。一个方案是一个老同志担任主席，我和黄卫平、钟平任副主席，我兼秘书长，开展日常工作。两个方案征求意见时，几个老同志互相不满意，都不同意第一个方案。于是，在向当时主管宣传的市委副书记常浩智汇报后，决定把第二个方案完善后提交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产生的理事会表决通过。
文联成立时，曾邀请西安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田有生为嘉宾，会议间隙，出任文联驻会副主席的杨格善问田有生新成立的铜川文联应该怎么选配人，田有生说了四个字：宁缺毋滥。刚好，就即将成立的铜川市作家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征寻意见时，陕西省作家协会的董得理、田奇也谈了相同的意见，宁缺毋滥。于是，铜川作家协会第一届理事会遵循了这个原则，组成人员只有十几个人，全部都是省级以上作协会员。当时，也有毛遂自荐的，筹备组用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一个硬杠杠就堵住了他们的努力。
1990年12月28日，新的一年即将到来时，铜川市作家协会成立。
铜川的作者从游兵散勇到有自己的组织，从有想法到梦想成真，从文学爱好者协会到文学工作者协会，再到作家协会，走了整整十年。
从此，铜川的文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态势。
刘新中，祖籍河南郑州，1954年1月3日生于陕西铜川；毕业于西北大学作家班；陕西省艺术馆研究馆员。曾任铜川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铜川文艺常务副主编、陕西省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办公室主任、西安市诗书画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迄今已在《诗刊》《星星》《光明日报》《散文》《文学家》《中国诗学通讯》等海内外报刊发表诗作1000余首，小说、散文、评论、报告文学五百余篇。出版各类著作十四部。作品被收入《陕西诗人四十家》《世界华人诗萃——悉尼世界诗人大会作品专号》《陕西二十二诗人作品展》等二十余种选本(刊)。先后获文化部、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等颁发的二十余项创作奖励。2000年获陕西省第二届“德艺双馨”优秀文艺工作者称号；2001年铜川作家协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特授“铜川文学特别贡献奖”。
来源：西北作家 黄堡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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